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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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4日，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的草地上，2万多人在集会。
这场名为“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的活动，吸引了当时社会上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余都是从美国各地跑来的大学生。他们受“垮掉一代”影响，对现实（越战、暗杀、民权运动受挫）感到幻灭，对父母一代人推崇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内心很抵触。
用一部60年代电影《毕业生》里的台词来表达他们的心声，那就是：
“你能告诉我四年大学生活，究竟有什么用吗？”
图源：电影《毕业生》
这些人聚在一起，吃吃烤鸡，听听迷幻音乐，聊聊“生命的内在意义”，顺便也嗑嗑药。
图源：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
有了一次美妙的体验，这群年轻人决定：这种聚会可以经常有。
于是他们搬到旧金山的艾许伯里区，过上了公社般的生活，没事就一起体验一把身心颠倒的“快落”。
还发展出一套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时尚和生活方式：
不洗澡，不刮胡，蓄长发；喜欢往头上戴花，穿五彩斑斓的衣服；崇尚自然、平等，追求爱与和平，“要做爱，不要作战”；专注于感受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变化。
有记者管他们叫“嬉皮士”（hippie）。很快这一新名字就传开了。
而作为他们精神兄长的“垮掉一代”，比如金斯堡，则亲切地称呼他们为 “花之子”。
摇滚乐队也身体力行地演绎着这场反主流的时尚。比如当时的青年偶像披头士乐队，四个人的形象在1967年前后来了个弯道式的变化，“英伦小鲜肉”变“沧桑大叔”：
在群体效应加偶像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人被嬉皮的生活方式吸引。到1967年夏天，艾许伯里区已经聚集了10万嬉皮——这就是著名的“爱之夏公社”（Summer of Love）。
旧金山因此成为全美嬉皮士运动的中心阵地。这也是为什么那一年5月，当人们开始筹备世界上第一个摇滚音乐节——蒙特利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时，要把推广曲命名为《旧金山》（San Francisco）。
《旧金山》在嬉皮士间的大受欢迎，和蒙特利音乐节的大获成功，让摇滚音乐节变成了嬉皮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所以两年后，当另一个命途多舛的音乐节，在纽约城以北150公里处的一座郊区农场开幕时，会迅速吸引来50万嬉皮士。
他们把三天的音乐节，过成了反主流乌托邦的模样：在雨中舞蹈，在湖里裸泳，在泥地里打滚，享受着摇滚乐、迷幻药和自由性爱。
在这座规模相当于当时波士顿市总人口的“嬉皮城市”里，整整三天，没有警察，没有枪支，不禁酒，不禁药，却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人们相亲相爱，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赖——不用暴力维持的爱与和平，在这里被证明是行得通的。
这三天，是嬉皮士运动的最高潮，是摇滚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音乐现场，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无法被复制的三天。
这就是1969年8月15-17日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01
像狂风暴雨一样开始又结束的伍德斯托克，在摇滚乐史上留在了诸多谜题。
其中最让后世想去原址“巡礼”的乐迷们头痛的谜题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到底是不是在伍德斯托克举办的？
Well，这要从伍德斯托克的四位发起人说起。
1968年，名为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乔尔•罗森曼（Joel Rosenman）的两个年轻人，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上登了一则奇怪的广告：
“（我们是）拥有无限资本的年轻人，正在寻求有趣、合法的投资机会和商业建议。”
乔尔•罗森曼（左）和约翰•罗伯茨（右）
还真不是虚假炒作，罗伯茨确实多金：26岁的他毕业于常春藤大学，继承了家里的药店和牙膏厂，他名下还有一个数百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罗森曼也是典型的美国精英：毕业于耶鲁，父亲是有名的牙齿矫正医生。他和罗伯茨在高尔夫球场上认识，有钱没处花又闲得蛋疼的两个人，在1968年决定自己当主角，拍情景喜剧。
剧情设定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套路：两名有钱无脑的年轻男子，每周搞一次新的商业冒险；在经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失败操作后，最后一分钟来个反转。
为了给喜剧征集新点子，他们在报纸上登了上面那则广告，结果收到了5000封答复。
其中一封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这条答复来自两个名为麦克•兰（Michael Lang）和阿蒂•科恩菲尔德（Artie Kornfeld）的年轻嬉皮。
他们建议，在距离纽约格林威治村160多公里外的伍德斯托克建一间设备先进的录音室，为当地的音乐人制作专辑。
阿蒂•科恩菲尔德（左）和麦克•兰（右）
60年代初聚居在格林威治村的抗议歌手有很多后来搬去了伍德斯托克，成了响当当的腕儿，比如鲍勃•迪伦、詹尼斯•乔普林，吉米•亨德里克斯等。所以办录音室不愁没钱赚。
罗伯茨和罗森曼并不像自己演的喜剧里那样无脑。他们都是典型的商人，无利不起早。
经过权衡，他们决定和兰、科恩菲尔德合伙开一家“伍德斯托克风险有限公司”（Woodstock Ventures），共同办一场户外摇滚音乐节。
为什么是音乐节呢？因为据统计，1967年为期三天的蒙特利流行音乐节总共吸引了2.5万到9万人参加。
罗伯茨和罗森曼算了笔账，如果一张票按6美元来卖，卖出两万五千张他们就赚了。
要是能卖9万张，哇，赚大发了。
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一书里写道：“摇滚乐变成了一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庞大行业，几乎专为“青年文化”服务——这是一个以1950年以后富裕的美国社会为基础，由11岁至25岁青年人组成的新市场。”
说的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他们连音乐节名字都想好了：宝瓶座展示aka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An Aquarian Exposition aka Woodstock Music & Art Fair）。
“宝瓶座展示”寓意自打耶稣诞生起的“双鱼座纪元”即将结束，人类文明将要进入“宝瓶座纪元”——这是一个有些玄乎的占星学概念，但简单来说这象征着人们的美好愿景，因为“宝瓶座纪元”是没有暴力和杀戮的。
关于音乐节名字和地点的混淆就此而来。
“伍德斯托克”可以理解为伍德斯托克风险公司冠名，而非在伍德斯托克举行。
既然决定要做，接下来就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挑地方，邀请表演者，以及定时间。
音乐节“卡司”的问题基本都交给科恩菲尔德解决。这哥们儿来头不小，21岁就当上了美国国会唱片公司（Capitol Record）的副总裁。
担纲唱片制作人时，在办公室里边飞叶子边写歌。
3年里他写了75首Billboard上榜歌曲，参与制作了150张专辑。因为工作关系，与大多数成功的摇滚乐队都有联系。
麦克•兰此前曾成功组织过迈阿密通俗音乐节，据说两天吸引了4万人参加。
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筹备过程中，各种麻烦事都是他出面解决的，包括临时换地方、对当地居民公关、在商业利益和理想主义之间斡旋等等。
《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中是这样形容他的：“可以轻易平衡一只手上的保时捷和另一只手上的詹尼斯•乔普林。”
而说到换地方，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选址这件事上总是“遇人不淑”，几次差点难产。
一开始，兰想在伍德斯托克附近咂摸一个地方。不巧那里的人听说他们要办音乐节，没人愿意把土地租给他们。
这时，一个来自纽约州沃尔基尔（Wallkill）的农场主，霍华德•米尔斯，表示愿意以1万美元的价格将土地租给他们用三天。
一开始为沃尔基尔准备的音乐节海报
然而故事的走向又证明了中国那句古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当音乐节还有一个月就要举行，“伍德斯托克风险公司”不亦乐乎地卖出了1万张门票，并且投资了大约两百万美元购买舞台脚架、音响器材、供水管道和移动厕所等设备。
这时沃尔基尔反悔了。
理由是伍德斯托克方面预估将有五万人来参加音乐节。沃尔基尔的居民和官员，想象了一下五万名嬉皮士——滥用药物、伤风败俗的嬉皮士，要空降到他们可爱的小镇上来。
哇，不得了，这买卖做不得。
而且，伍德斯托克这边提出的口号——“三天的和平与音乐”（Three Days of Peace and Music），也让小镇官员心有余悸，他们害怕会引来反战示威游行。（当时的美国反战运动遍地开花，有的地方酿成了流血事件）
镇政府为此和伍德斯托克代表进行公开谈判 。结果沃尔基尔方面以“音乐节布置的移动厕所不合本地规范”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许可证。
这一决定算是相当顺应民意了。当天到场围观谈判的居民，群情激愤，声称要是不禁止音乐节，在开幕当天就要端着草耙子和霰弹枪来驱赶嬉皮们。
没错，那个年代的美国小镇居民都将嬉皮士视为洪水猛兽：
“你知道五万嬉皮会对小镇干出什么来吗？他们会荡平这里。他们吸毒吸嗨了，就会白天抢劫我们，晚上强奸牲畜。”
被沃尔基尔临时鸽掉的伍德斯托克处境非常尴尬，他们的卡车和大型拖车队伍已经载着技术装备和供应物资在前往沃尔基尔的路上了。
一时间，三百多名技术人员袖手待命。要是主办方不能在24小时内找到一个接盘的，就不得不取消整个音乐节计划。
这时，距离沃尔基尔70公里的小镇贝瑟尔（Bethel），向伍德斯托克抛出了橄榄枝。
02
就在伍德斯托克一方四人为了音乐节不得不换地方愁得焦头烂额的时刻，一通来自贝瑟尔镇白湖村的电话救了他们 。
电话是当地一家“摩纳哥汽车旅馆”的业主打来的。这人名叫埃利奥特•提伯（Elliot Tiber），是个犹太同性恋艺术家，也是《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的作者。
为了招揽生意，提伯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次“白湖音乐与艺术展”，他手头就有一张现成的、镇政府签发的音乐节许可证。
所以他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张音乐和艺术节的有效许可证，外加五十英亩（20公顷）土地，伍德斯托克可以拿去。马上就可以。”
这边接电话的兰声音也像着了火：“你他妈到底在哪里，宝贝儿？”
“白湖。从你那里沿17B号公路向北走43英里，马上就能到我这里。”
兰一行人是坐着直升机过去的，可见他们心里有多着急。
图源：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
但当亲眼见到提伯家的五十英亩土地时，他们却难掩失望：
那里根本就是一片沼泽地，湿得脚一踩上去就出水。在这种土质上搭建音乐节舞台，除非是想让乐手和乐迷半个身子陷在泥巴里享受演出。
看到伍德斯托克方面的人想要say no，提伯却不甘心放弃——这可是推介自家旅馆和当地旅游的绝好机会啊！
于是他将音乐节发起人介绍给附近的一位农场主，马克思•雅斯各（Max Yasgur）。
雅斯各的农场就在紧挨着白湖的卡茨基尔山区。那是一片600英亩（将近250公顷）的广阔土地，呈碗状起伏的地形堪比一座天然的露天剧场，简直就是为了音乐节量身定做的。
而雅斯各本人是个老实勤劳的农民，他带着一种质朴的天真，以为来参加音乐节的人数不会超过5000人——毕竟，以往每年参加“白湖音乐与艺术展”的还不到10人。
所以他最初开出的价格是：“3天，每天50美元，怎么样？”
但双方刚刚达成口头协议，雅斯各看了电视新闻，知道可能将有2万到5万人来参加音乐节。想到五万嬉皮要在他的草场踩来踩去，这位老实人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他前后两次向伍德斯托克方提高价码，从5000美元一天，到三天总共75000美元。
伍德斯托克方面咬着牙答应了下来。此外，他们还额外拿出两万五千美元，租下了附近居民可能受牵连的土地。又承诺音乐节结束后，会和当地社区一起对观众损坏的财物进行修复。
不然能怎么办呢？票都卖出去了，他们也不想被5万嬉皮追在屁股后头要求退钱啊。
7月20日，伍德斯托克方面派出兰为代表，和雅斯各达成最后协议并签署了一封公告，声明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将在雅斯各的农场举行。
当天的报纸、电台和电视新闻都铺天盖地报道了这一消息：伍德斯托克将从沃尔基尔转移至贝瑟尔。The show will go on.
平面艺术家阿诺德•斯科尔尼克（Arnold Skolnick）为音乐节设计了海报——一只鸽子单脚栖息在吉他的琴颈上，象征着“三天的和平与音乐”。
然而，伍德斯托克却没有赢得当地人的“爱与和平”。
音乐节将在贝瑟尔举办的消息一经传开，还是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他们的担心和沃尔基尔人的如出一辙，也是出于对嬉皮士的天然敌意。
这种敌意甚至蔓延到雅斯各的身上。反对者带着标语——“抵制雅斯各的奶制品，停止嬉皮音乐节”聚集在他的农场外抗议。
直到音乐节开幕前一周，还有800名居民联名请愿政府和法院，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他们甚至扬言， 8月15日那天，要在17B号公路上站成一面“人墙”，以阻止嬉皮士进入贝瑟尔。
面对乡邻的反对，老实本分的雅斯各却没有退缩，他对镇议会说了这样一番话：
“听说你们打算修改法案，来阻止这次音乐节；听说你们不喜欢这些嬉皮士的穿着打扮；听说你们不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听说你们不喜欢他们口中高喊着‘反战’……
我其实跟你们一样，也不怎么喜欢他们的打扮；不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滥用药物和自由性爱的方式；我也不喜欢他们评价政府的措辞。
但是，想想美国历史，成千上万的先人们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事中丧生，为什么？就是为了换来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拥有这份想做什么就去做的自由。
我不会让你们把这些嬉皮士赶出贝瑟尔，仅仅是因为你们不喜欢他们的衣服、头发、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信仰。
这场音乐节一定会办下去。”
老实正直的农场主雅斯各在音乐节现场
音乐节开幕当天，17B号公路上当真出现了稀稀拉拉的“人墙”。他们手中举着标语：“贝瑟尔政府已下令取消音乐节，立刻撤出白湖。”
但在摩肩继踵抵达的嬉皮人潮中，在带着骄傲走来的“花之子”眼里，他们就像一个透明的笑话。
《制造伍德斯托克》的作者如此评价这帮带着顽固偏见的人：
“世界上有那么多丑陋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却把精力用来阻止三天的音乐、和平与爱。”
03
音乐节第一天的演出原定于8月15日下午两点开始。
但直到三点，舞台上都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演出阵容表里的乐队或歌手。
伍德斯托克的舞台监督和制作设计师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不得不一个人拿着麦克风站在台上讲单口相声，因为本该上台的乐队和乐手一个都没到场：
“我们搞出了大新闻！明天的头条将是‘嬉皮狂欢，交通紧张’！”
还真是
其实从音乐节被公布落地贝瑟尔的那一天起，就有嬉皮士从四面八方向着这座才几千人口的小镇聚集。
最开始，警方估算每天约有一千人涌入，最终参加音乐节的观众数量将在3到5万人之间。
随着音乐节临近，这组数字在逐日攀升。到七月最后一周，每天到达贝瑟尔的嬉皮数量上升到一万人左右，警方估计将有9到10万人参加伍德斯托克。
然而，到了开幕当天，州警方和地方官员估算现场有50万人，还有另外100万被堵在路上。因为他们不得不在纽约州高速公路上实行管制：关闭了两个路口；规定买了票的人才得以通行。
而那些有票的，也不一定能到达现场。
如果你在8月15日当天早上打开电视，会在新闻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从纽约通往贝瑟尔的17B号公路上， 将近25公里长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误长达8小时。
记者站在动弹不得的车辆之间，说：“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这是纽约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堵车。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到点了却没人上去唱，因为那些乐手都被堵在了半路上。
主办方不得不向军方借用了一架5人座直升机将他们空运进来，但调度需要时间。
于是科恩菲尔德找到原本应该第5个登台的里奇•海文斯（Richie Havens），恳求他第一个演出，因为他只需要一把吉他就能开始。
海文斯内心是拒绝的。已经迟了三个小时，台下可是50万嬉皮，他害怕“观众一定会向我扔啤酒罐，他们甚至会杀了我”。
乖乖，这么多人啊
可是没有别的人选了，海文斯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台。
他弓着背抱着吉他，身穿一袭黄色长衫，几乎是闭着眼睛走到舞台中央。屁股都还没挨着麦克风前的凳子，他就开始又快又疯狂地弹奏吉他。人们开始欢呼。
这时的时间是下午5:07，从这一刻起，直到三天后的上午11:10，共有32组乐队和歌手相继登台，有的演奏成为了绝响。
理奇演唱的第一首歌是《漂亮约翰》（Handsome Johnny），这是一首反战主题的歌曲。歌词描绘了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中，士兵穿过炮弹走向战场的情景。
按原计划，本来唱完40分钟，他就该谢幕了。但还没走下舞台，理奇就被主办方劝了回去：“再多唱四首歌怎么样？”
因为别的乐队仍然没到，主办方指着他救场。
于是他返回舞台。四首歌后，他听到的还是：“再多唱四首歌怎么样？”这句话主办方一共跟他说了六次。他足足在舞台上唱了2个小时45分钟，几乎把他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
其中，有一首歌是他根据童年时学过的黑人灵歌即兴改编的。这首后来被命名为《自由》（Freedom）的歌，成为了伍德斯托克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曲目，还被好几部高分电影引用过。（比如《感化院》和《被解救的姜戈》）
它唱出了所有在黑暗与压抑中坚持抗争的人们的心声：
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孤儿
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孤儿
远远地离开家乡
自由，自由
自由，自由
自由，自由
……
海文斯的声音本来就高亢、粗粝，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感，当他唱到“拍拍手吧，拍拍手吧”，台下50万嬉皮中有人开始自发地随着节奏拍手。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感染，起身加入到拍手的队伍中。
掌声扩散开去，和海文斯的歌声形成强烈共振，回荡在整个白湖和山谷的上空。以至于那些堵在17B号公路上的人都听到了，他们努力向着音乐节场地的方向眺望。
就在他即兴演唱《自由》的时候，一架载着“音乐援军”的军用直升机在音乐节场地内降落。这一幕非常抓马，因为聚集在这里的年轻人大多持反战立场，而军方的飞机却是来“拯救伍德斯托克”的。
海文斯向观众呼吁，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比起“反战”（anti-war），更应该“拥护和平”（pro-peace）。
“如果不是军方的飞机接送乐队和歌手，就不会有伍德斯托克。我们拥护和平，我们不反军人。那些参战的军人，都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的兄弟、叔叔，亲人和朋友。”
04
伍德斯托克主办方一开始是指望靠音乐节赚钱的。尤其是罗伯茨和罗森曼，他们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在音乐节开幕之前，他们共卖出18万6千张门票，据此他们估算最多有20万人到场。
但到了8月12日左右，涌入音乐节场地的嬉皮士数量已经超出控制。伍德斯托克风险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项：要么加固围栏，增加售票亭；要么加固舞台，提供更好的现场效果。
四人在保公司财务利益还是保观众利益之间摇摆。然而还没等他们做出决定，观众就替他们做出了选择：没有买票的嬉皮士直接放倒围栏进到音乐节的场地内。
于是，开演后没多久，伍德斯托克“被免票”了。
舞台监督莫里斯不得不通过公告来安慰那些已经花了钱的嬉皮：
“提前买过票的、支持我们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去计算得失。请记住，音乐才他妈的是这世界上最值得的事情！”
由于现场人太多了，意外状况层出不穷：有人跟亲人走失，有人身体不适，有人LSD用药过量晕了过去（还好没闹出人命）……
每当发生意外状况，莫里斯就要上台拿起话筒公告：帮找人，帮call急救，警告大伙别碰某一类毒品……
听他的公告，能窥见音乐节上的人间百态。
比如帮人求婚：
“玛丽莲•科恩，不管你在哪里，格雷格想要在问询处见你。他想跟你结婚！”
还有一位麦基先生，老婆在和他走失的时候生产了：
“西提•麦基，请火速去往右侧后台，你老婆正在生下你们的宝宝，祝贺你！”
由于音乐节期间频频下雨，很多公告也是暴雨警报：劝现场观众赶紧找个地方避雨，劝那些爬上脚手架看演出的嬉皮赶紧下来。
因大雨而演出中断的状况时有发生，最长的一次停了三个小时，那是在最后一天的下午。
上一支乐队3点半演完，等雷阵雨过去，乡村乔和鱼乐队（Country Joe & Fish）出场，已经是傍晚6点半了。
主唱乔有个习惯，在演出开始之前动员观众跟着他大声拼出乐队的名字“F-I-S-H”。但到了伍德斯托克，显然他不满足于这种传统项目，还想玩得更野一点。
于是乔对着观众喊道：
“跟我喊F！”观众齐声“F！”
“跟我喊U！”观众 “U！”
“跟我喊C！” 观众 “C！”
“跟我喊K！” 观众 “K！”
“拼读出来是什么？”
“FUCK！”
在乔的带动下，台下观众一起大喊“FUCK”。人群中的嬉皮情侣当场就脱下衣服，把口号变成了实践。
“FUCK”完乔开始唱歌，所有人都起来跟着他打拍子
如果雨势不大，在雨中看演出，又完全是另一番体验。
音乐节第一天晚上10点，当印度西塔琴大师拉威•香卡（Ravi Shankar）开始演出时，夜空中下起了雨。这位曾经教过披头士弹琴的印度人，在雨中奏响了西塔琴。
披头士吉他手乔治•哈里森曾在印度待了6个星期，跟香卡学西塔琴
雨声，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气息的音乐，和嬉皮士们服用的LSD药效交织在一起，注定是一段难忘的good trip。
两年前的蒙特利音乐节上，香卡用西塔琴压轴结果惊艳全场。要知道，蒙特利的阵容也是“神仙打架”的级别：詹尼斯•乔普林，谁人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
有乐迷在看过蒙特利的现场纪录片后评价：如果说，看到谁人砸琴、亨德里克斯烧吉他，会像当时的观众一样张大嘴巴说不出话，那听完最后压轴的香卡，整个灵魂都得到了净化。
而这次，詹尼斯•乔普林，谁人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也来了。两年过去，他们的名气涨了一万倍不止。
“蓝调天后”乔普林是星期天凌晨2点左右出场的。她光脚穿着拖地长裤登台，上来就问观众：“你们是不是都把自己飞嗨了？”
随着一声尖利的大笑，她开始唱歌，《安排我吧，上帝》（Work Me,Lord）。
乔普林的歌总是充分地暴露脆弱，她的演出也有几分自毁气质。她喜欢把自己投入进去，彻底交给观众，直到变得筋疲力尽为止。
伍德斯托克是乔普林最后一次在音乐节上露面，第二年她就死于吸毒过量，加入了谜一般的“27俱乐部”——一个由过世时全都是27岁的伟大摇滚乐手和蓝调歌手组成的club。
24年后，一个唱着“闻起来像少年雪碧”的摇滚巨星在27岁时一枪崩了自己，他曾说过多么渴望加入“27俱乐部”。他的名字叫科特•柯本。
Kurt Cobain
在乔普林下场两小时后，谁人乐队上场了。
主唱罗杰•达尔特瑞是伍德斯托克舞台上，三个穿着长流苏服装演出的男歌手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吉米•亨德里克斯和斯莱•斯通（Sly Stone）。
但不得不说的是，达尔特瑞的穿法最嬉皮，因为只有他把流苏穿成了露胸的款式。
作为摇滚史上第一支砸琴的乐队，谁人将最开始的意外事件成功转变为反主流的行为艺术表演，逢演必砸。
这一次，在演完最后一首歌《夏日时光布鲁斯》（Summertime Blues）后，随着 “铮铮”两声颤音，吉他手彼得•汤谢德不负众望地将琴狠狠砸向地面，一下两下三下……五下，完了直接抛给台下，观众彻底嗨了。
也不知道是谁最后捡了那把破琴。
伍德斯托克最后一天的演出，由吉米•亨德里克斯压轴。
那天共有11支乐队登台，演出通宵达旦，一直持续到周一上午11点。
等到亨德里克斯登台时，台下只剩不到一半观众了。
嬉皮士也要上班，有人就提前离开了。
比较吊诡的是，主办方本来将亨德里克斯安排在半夜出场，但他执意换到最后。而此前，他早上从不演出。
也许是大神提前预感到了伍德斯托克即将载入史册，想要为历史谢幕吧。
在那两个小时里，亨德里克斯一共演奏了19首歌，其中包括美国国歌《星条旗》。
他演绎的版本，堪比爆炸现场：头扎一条粉色缨带，眯着眼叼着烟，按弦的手指快得让人看不清动作。但各种不可思议的声响从他的琴弦飞出：机枪声，炮弹撕裂空气的锐响，人们的尖叫，火箭升空的呼啸声……
在他的《星条旗》里你能听见战争的场面。
演出结束后，人们的“安可”声响起，亨德里克斯非常罕见地挂琴返场，最后弹了一首《嘿，乔》（Hey Joe）。
和乔普林一样，伍德斯托克第二年，亨德里克斯因为用药过量去世，死时也是27岁。吉他之神的传奇落幕了。
05
伍德斯托克结束之后的第二年，第一张现场专辑《伍德斯托克：来自现场的音乐》（Woodstock:Music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and More）发行。
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一对在雅斯各的农场山坡上紧紧相拥的情侣，尼克•俄克兰（Nick Ercoline）和女友波比•凯利（Bobbi Kelly）。
他们在音乐节开始后的第二天才动身过去，因为听到广播里说“嬉皮音乐节造成交通瘫痪”。
那段新闻的最后，主播特意强调：“这里就像精神病院一样，如果你正计划过来，千万别来！”
年轻人的胃口马上就被吊起来了：“我们必须去！我们才20岁，疯狂的事情怎么能少了我们！”
等他们开车到达贝瑟尔，眼前的场景简直要掀翻了他们的天灵盖：
有人坐在汽车引擎盖上弹琴唱歌；有人在泥巴地里“冲浪”，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看不出颜色；有的情侣就在草地上做爱；成群结队的男女脱光衣服冲到湖里裸泳；十几个人传着抽一根大麻烟卷……
右滑回到1969
每一个人都落落大方地享受着眼前的一切，没有人觉得有任何不妥或出格的地方。
在伍德斯托克，这是一件堪称奇迹的事情：50万嬉皮挤在一个不过几百公顷的农场里，没有警察、没有枪来维持秩序，也不禁烟、不禁酒甚至不禁药物，整整三天，没有暴力，没有麻烦。（仅仅死亡两人：其中一个死于海洛因摄入过量，另一个纯粹是因为一场意外车祸）
人们互相帮助，彼此相爱。哪怕是因为人数过多造成了食物、饮用水短缺，也没有出现大的骚乱。
即使有，也会马上平息。
《制造伍德斯托克》里讲了这样一件事：
音乐节开始前，已经饿了几天的几百个嬉皮们听说有家旅馆补给到了吃的，他们马上蜂拥而去。
但食物已经被卸车拉走，又饿又气又失望的嬉皮们眼看就要爆发，这时有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爬上一辆卡车顶棚，坐下来开始弹唱鲍勃•迪伦的《随风飘荡》（Blowing in the Wind）：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一只白鸽要飞越过多少片大海
才能在沙滩上得到安眠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
才能被永远禁止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他的声音高亢而又清澈，激动的人群很快安静下来，带着惊讶和敬畏仰望那个唱歌的男孩。
随后，肉眼可见的变化发生在人群中：他们的肩膀放松了，身体不再紧绷，愤怒逐渐消失。有人跟着一起唱了起来。
音乐啊，有着不容否认的温柔力量。
伍德斯托克的三天里，当地人对嬉皮士的看法也有了九十度的大转变。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纪录片《伍德斯托克1969》（Woodstock）里，一位警察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
“就我过去多年从外界听到的评论来看，眼前的事实让我非常震惊。
我得说，国家应该为这群年轻人感到骄傲，尽管他们穿衣服的风格和留长发的样子饱受争议，但那是他们的个人私事。
他们的品性，他们的内在自我，他们的举止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是很棒的美国公民。”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里说：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
那些参与了伍德斯托克的50万嬉皮士，被认为是崭新的一代青年人，他们将创造崭新的文化。
50年前那个8月17日的周一，当最后一名嬉皮离开雅斯各的农场，他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具疲惫的身躯，还有伍德斯托克和摇滚乐的精神。
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人们是这么相信的。
而那对印在伍德斯托克专辑封面的情侣，尼克和波比，从伍德斯托克回来后，他们在1971年结婚，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在一起。
写在最后
伍德斯托克今年50岁了。
早在3月，曾经的发起人麦克•兰对外宣布：伍德斯托克50周年纪念演出将在8月举行。
但四月底，由于资方撤资，50周年演出可能办不成了。
回到1969年，尽管困难重重，共同创造出伍德斯托克奇迹的那一代人，却铁了心也要将神话书写。
主办方不赚钱也很高兴，因为“靠钱是买不到如此美好的事物”。
而对于那50万嬉皮来说，他们是迷失的一代人。他们跑去伍德斯托克不止是为了追求音乐和放纵，还为了寻找某种生活的答案。
但没有人会永远迷茫或反叛，一如没有人会永远年轻。当60年代的嬉皮士剪去长发穿上衬衫，蜕变成去硅谷上班的雅皮士，那个急进而又迷幻的年代，终将在历史中隐去。
而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互联网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连那个自由乌托邦的尾巴都不曾够到过。我们也只能通过曾经的影像和声音，遥遥向往一下而已。
今天的世界再也不会有1969年伍德斯托克这种事情了。今天不管是乐队、乐迷还是音乐节，都不再是那时候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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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编辑 / 黄扯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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